中國各地周日爆發七年來規模最大的反日抗議,此前日本活動人士登上了東海有爭議島嶼。
這些示威標志著兩國關系出現自2010年9月日本逮捕一名中國漁船船長以來最大幅度的惡化,那艘中國漁船在日本稱為尖閣群島(Senkaku Islands,中國稱為「釣魚島」)的小島附近海域沖撞了日本海上保安廳的一艘巡視船。
據官方的新華社報道,大約1000人在中國南方的深圳市舉行游行,抗議者推倒了一輛日本製造的警車,還沖擊了一家日本餐廳。
在西部城市成都,日本服裝零售商優衣庫(Uniqlo)的一家分店由於抗議而被迫關門。其它10多個中國城市據報道也爆發示威活動,包括上海、廣州、西北古城西安,以及華東的濟南和青島。
在北京,幾位男子周日上午在官方加強保安之際出現在日本大使館外,表達反日情緒,但除此之外並無其它抗議跡象。
中國出現這波示威活動之前,150名日本活動人士周日早些時候登上中國稱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有爭議島嶼,並舉行了一項為日本在戰爭中的死難者慰靈的儀式。
在這150人中,有10人(其中5人是地方政府代表)從船上跳海游泳至其中一個島上,然後揮舞日本國旗。
就在幾天前,日本警方逮捕了14名香港活動人士,這些人中有7人登上了同一個島。
中國外交部表示,已嚮日本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對登島行為表示強烈抗議。
中國外交部「敦促日方停止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行動」,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日方應切實處理好當前問題,避免嚴重乾擾中日關系大局。」。
中國執政的共產黨幾十年來一直在群眾中渲染民族主義情緒,作為加強其政治合法性的一個手段。
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反日情緒最為強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略並占領中國大片國土,中國人至今仍對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暴行耿耿於懷。
按照與鄰國打造友好關系的外交政策,北京方面也安排中日進行更多交流,但是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緒(在一定程度上由中共本身的宣傳推動)經常破壞這個目標。
中國網民周末批評政府對日本過於軟弱。「釣魚島是中國領土。為什麼我們不派出幾艘軍艦,把日本鬼子趕走?」一名評論者在流行的即時通訊服務QQ的一個群里表示。
上一波大規模反日抗議發生在2005年4月,當時日本表示計劃頒發有爭議海域的天然氣鑽探權。那一次,中國數個城市爆發大規模示威活動,還有人呼籲抵制日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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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0日 星期一
中國各地爆發反日抗議
釣魚島困境與政策反思
「圍繞著釣魚島主權爭議,中日兩國會發生戰爭嗎?」,這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被屢屢問及的一個話題,在中日兩國間從事貿易投資的朋友們也表現得非常擔心。
這不禁讓人想到了2010年釣魚島撞船事件,回想當年的情形,在日方決定延遲釋放、並強硬地表態將起訴中國船長之後,中國國內輿論沸騰,呼籲對日強硬的民意異常強大,中國官方也被迫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與之相比,日本國內輿論雖有報道,但還不至於鋪天蓋地,整體上趨於平和,感受不到戰爭的氣息,因此無法理解國內朋友為何會提出如此不可思議的問題。
時過境遷,三年後的今天,針對日本「購島」事件,筆者仍認為,中日之間發生戰爭——哪怕是小規模局部戰爭的可能性也幾乎為零。
這一看法或許過於盲目樂觀,「戰爭」的發生也並非困難的稀奇事,根據聯合國世界社會情勢年度報告,從荷馬史詩謳歌的米諾斯文明及中國殷朝文化勃興時的公元前15世紀至今的約3500年間,人類無戰爭記錄的歲月只有200餘年;從18世紀中葉至今,人類沒有一年未發生戰爭;二戰結束後至今,人類發生的武裝沖突也已超過百餘次,犧牲者超過2000萬,是廣島、長崎核爆犧牲者的一百倍。
但即便如此,中日在當前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仍無限趨零。誠然,媒體上充斥著對日本應「不惜一戰」的聲音,20多年的軍費兩位數增長也讓軍方腰桿越來越硬,但中國高層顯然頭腦是清醒的。一旦若誤判形勢,哪怕是跨出一小步,結局都將覆水難收。正如愛德華‧H.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在《歷史是什麼》一書中所言,「一場戰爭,甚至是一場戰鬥的偶然性結果,都可能導致一個國家的沒落」,說白了,當前的中國還「打不起」。
《人民日報》刊文稱,「企圖對釣魚島附屬島嶼命名,是明目張膽地損害中國核心利益之舉」,這是中國首次在釣魚島問題上使用「核心利益」一詞。5月13日,在中日韓第五次首腦高峰會期間舉行的中日首腦雙邊會談中,溫家寶總理也首次明確將釣魚島主權列為中方「核心利益」,要求日方切實尊重、謹慎妥善處理。
這一切都顯示出中國已將日本在釣魚島的種種所為看成是挑釁中國的底線,而嚮日本發出最強的政治警告,但這些訊號更多的是「安內」而非「攘外」。
日本知名軍事專家、陸上自衛隊原上將茅原鬱生也認為,「中日在釣魚島海域的摩擦日益增多,難免會增加雙方在軍事上擦槍走火的危險性。但依據各種信息判斷,中國不會輕易地為一個小島而動用武力將其演變為戰爭等嚴重事態」。茅原鬱生稱,中國GDP雖躍居了世界第二,但一半歸功於對外貿易和外資,若中國採取軍事行動,勢必引發世界的不滿,動武不是中國可考慮的選項。
實際上,在釣魚島地區如國出現非常事態,正尋求重返亞洲的美國恐怕百分百會介入乾涉,這不但在美日安保條約中有明確規定,是美國作為同盟國的義務條款,也是美國基於戰略上的考慮。日本國內的確有很多分析認為,「美國不會為日本流一滴血」,但這更多的是為日本發展獨立的軍事武裝尋找藉口、製造輿論。某些日本問題專家若將這些論調照搬,最終會誤國誤民、誤判形勢。
在目前局面下,所謂與日本發動「小規模局面戰爭」的言論如同痴人說夢,中日若武,只會是你死我活的輸贏之爭。日前,日本媒體披露了一份自衛隊制定的「奪島作戰計劃」,詳細介紹若中國軍隊武力攻占釣魚島後,自衛隊如何奪回的作戰部署與方法,細分成五大步驟和三大作戰。三大作戰包括:1、登島作戰,一旦確認中國武力攻占,陸上自衛隊西部方面普通科連隊將分別從長崎基地和佐世保基地趕往釣魚島,實施登島作戰;2、海上打擊,海上自衛隊出動佐世保基地護衛艦等艦艇趕赴釣魚島周圍海域,向中國艦隊發起反擊;3、防空作戰,航空自衛隊位於築城、新田原、那霸三個基地的戰鬥機全部投入攻擊戰,為防止中國空軍戰機和高命中率導彈對日本軍事基地和其它設施的攻擊,將投入陸上自衛隊高射特科(炮兵)部隊和地對空攔截導彈部隊。
日本在戰後雖然只能利用愛國者導彈進行防禦,但其海、空實力不容低估。中日若開戰,中國打贏的概率並不高。茅原鬱生也在《中國的軍事實力——2020年的將來預測》一書中寫道,「中國海軍實際上分為精銳部隊與一般性部隊,精銳部隊正在快速發展中。日本艦隊與部隊人數雖不多,但總體裝備優於中國,特別是軍事訓練扎實,高於中國。中日空軍整體上看,日本的軍事質量要比中國略強一些,特別是在偵察與反潛機方面,日本有優勢」。
更重要的是日本抓住了中國內政虛弱的軟肋。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內政做不好,外交就一定會出問題。當下的中國在外交上的被動局面無不與內政有關。正如有人調侃的那樣,當連眼前的半畝三分地都保不住的前提下,哪有心思去關註八竿子打不著的釣魚島。在中國國內的主戰派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網民中,除了對中國實力預估過高導致預期樂觀的人之外,誰能保證沒有居心叵測之人,期待著趁機「後院著火」呢?
在外交問題上,中國看似聰明實則愚笨,日本則正相反。在對日報道方面,對媒體的長期管制讓新聞處於「腦死」狀態,通稿式報道只會遮蔽真相和判斷力,讓百姓在心情上「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拿石原慎太郎來說,每個人都有權討厭、謾罵批評他,但必須有起碼的瞭解,對其行為也需基於常識判斷。中方最初將石原「購島」誤判為是作秀、為組建新政黨造勢等,但一個年過80歲、說話直接、反共產主義也反美國霸權、連續四次高票當選東京都知事、且每次競選都不用站街頭演講拉票就能贏得極高支持的人來說,有什麼必要作秀呢?又有什麼心情玩「鬧劇」呢?
至於釣魚島今後的走向,筆者認為,「購島」幾乎是板上釘釘,只是相較於「國有化」,東京都購買到手的可能性更大,目前的所謂「島主」也坦言欣賞石原的手法,對中央政府缺乏信任。當然,在明年契約到期前,日本中央政府存在說服「島主」的可能。
如果日本政府購買成功,根據相關法律和規定,國會有權組團對「國有資產」進行調研、視察,那麼至少國會議員等的登島將變成可能,在開發、設限等各方面,日本政府都將不得不聽從國會意見。
如果東京都購買成功,石原本人多年來一直被外務省駁回的登島夢想將有望實現,要不要開發、要不要設置登島限制等,都將由石原領導的東京都政府說了算。
但不管是哪種結果,都將強化日本對釣魚島的實效支配權。在不久的將來,日本或將登島常態化,甚至是如同日本無法收回北方四島一樣,釣魚島也將離中國越來越遠。與眼下的爭議相比,彼情彼景才是更讓中國不堪接受的事態,中國屆時又將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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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根除裙帶資本主義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中寫道:「同業中人,會在一起,即令以娛樂消遣為目的,言談之下,恐亦不免是對付公眾的陰謀,是抬高價格的策劃。想用某項能實施卻又不違反自由正義的法律,來阻止同業者不時的聚會,固屬難能,但立法使其便於集會,尤其是立法使其集會成為必要,卻亦是錯誤的措施。」(郭大力、王亞南譯本——譯者註)
作為一貫贊同競爭市場資本主義的少數評論人士之一,我必須問自己幾個問題。除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Libor)操縱案等醜聞之外,你還可舉出無數例子,來證明競爭市場資本主義存在弊端:比如銀行業的不自律行為導致了大衰退;收入和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手中集中,普通民眾的生活水準難以維系。然而,如果有誰指望我會吹響號角、呼籲擴大國有化和要求政府加強對經濟的控制,那他一定會失望。
競爭市場最大的好處是,它促進自由選擇。競爭市場還幫助促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財富增加。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競爭市場有促進公平的作用。這種公平並不是指結果的公平,甚至也不是指機會的公平,而是指:超額收入能因新參與者的加入而被抹平,社會存在階梯供有抱負者往上攀爬。有時人們稱這種公平為「美國夢」,但這個夢並非美國人所獨有。人類設想過許多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作為經濟體制而言它們迄今仍停留在藍圖階段——盡管工人合作社確實取得了一定成功。
那麼,到底是哪出了問題?總的來說,這個問題很難脫離亞當‧斯密的理論去討論。很少有人喜歡競爭。建立組織嚴密的集團,將局外人擋在門外——這種傾向恐怕是自有人類以來就有的。說到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那些例子,你只消想想中世紀的那些行會——不論是手工業行會,還是詩樂協會。銀行家的做法則更加巧妙,他們會打著服務客戶的幌子行事。總的來說,成功更多地取決於你掌握的關系,而不是你懂的東西。因此,我們有了「裙帶資本主義」這個說法。
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在其新著《人民的資本主義》(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中給出了一個令人感慨的例子。在他的祖國意大利,「裙帶資本主義」大行其道,一個人能不能發達幾乎完全取決於他有沒有關系和能否讓當局滿意。為了逃離這種資本主義,他來到了美國。然而,在美國生活了24年之後,津加萊斯鬱悶地發現,自己又陷入了另一種「裙帶資本主義」。現代商業太復雜了,不會允許太多亨利‧福特(Henry Ford)乃至比爾‧蓋茨(Bill Gates)式的人物獲得成功。還有一些監管機構受到監管對象的「挾持」。不過,美國政治體制的腐敗才是促成和助長這一切的元凶。突顯這一腐敗的一個最惡劣的例子是,美國最高法院最近做出判決,允許企業近乎毫無限制地乾預選舉過程。
如果我說歐盟內部存在類似的情況,也許會引起異議——歐盟的情況可能更為隱蔽。一群自我選定的政客和官員一直在倡導一種官僚和「蠻橫」式的整合,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很少徵詢選民們的意見。各種類型的「裙帶資本主義」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喜歡遮遮掩掩,厭惡公開討論。1967年前,英國官方試圖遏制有關英鎊貶值可能性的討論,那是我第一次見識到「裙帶資本主義」的這個特點(後來英鎊果然於1967年大幅貶值)。但最近我再次見識到了這一點:一位平常十分睿智的歐盟銀行業機構負責人在絕對私密的情況下對我說,歐元區解體絕對是不可考慮和不可討論的。
津加萊斯提出的改革建議中,最有意思的一項是降低復雜性。2010年的美國「多德-弗蘭克」(Dodd-Frank)金融「改革」方案長達2139頁,很多人都把該方案稱為「律師和咨詢師充分就業法案」。因為過於復雜,其中的漏洞難以發現。津加萊斯還提議取消一切工業補貼。可以想見,沒有哪位政客會喜歡這個提議。津加萊斯提出的限制游說活動的改革舉措也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改革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內部人士能夠花大量時間和精力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對普通公民來說,政治改革只能算是一個回報與付出不成比例的「副業」。金融中心上演的那些抗議活動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關註點不對,很難消除這種偏見。
但我們不必絕望。歷史上,英國廢除了穀物法,美國通過了反壟斷法。總有一天,金融家和歐盟的官僚們也會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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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4日 星期六
誰是X先生?胡忠信沒證據,檢簽結
名嘴胡忠信爆料黨政高層「X先生」涉及林益世索賄案,聲稱握有「終極武器」證據,昨晚七點四十分突現身特偵組,卻未帶任何資料;檢方偵訊一小時後,認為胡忠信的爆料內容沒有分案必要,直接簽結。
據指出,胡忠信並非主動到案,而是檢方要求他以證人身分協助調查。胡忠信步出特偵組時,被媒體追問檢察官是否針對他所爆料的X先生,追查黨政高層涉案?胡忠信說「偵查不公開」,已把所知都告訴檢方,隨即離去。
特偵組昨天也傳訊地勇公司負責人陳啟祥及陳的兒子,追查地勇公司與中鋼子公司簽約過程,究竟有那些政治人物介入,是否收取金錢等報酬。陳的兒子在地勇公司擔任重要職務,曾參與合約簽訂,首度以證人身分應訊。
為調查地勇取得合約背後是否有其他「有力人士」撐腰,特偵組訊問陳啟祥父子,當初除了拜訪程彩梅親家、吳敦義的好友吳門忠,還找哪些政治人物為他們公司說項?提供哪些好處?
另一方面,陳啟祥多次向林益世抱怨,中聯資、中耀公司都把好的料給他的競爭對手永豐盛等。據了解,特偵組已約談永豐盛公司負責人楊承剛,追查永豐盛如何取得中聯資的合約,有哪些民代、政治人物曾為永豐盛關說。
對於中鋼公司董事長鄒若齊公開表示曾兩度與陳啟祥見面,檢方昨天也和陳啟祥確認。
據了解,行政院政風處在媒體報導林益世被控索賄案後,也取得部分政治人物為特定公司向中鋼高層請託、關說情資。廉政署長周志榮六月廿九日打電話向檢察總長黃世銘報告後,已用「密」件將相關資料送交特偵組,秘密展開調查。
陳啟祥的律師顧立雄昨天證實,檢察官在六月卅日首度訊問時就提出測謊要求,當時律師反對,要求檢察官先訊問林益世;後來林遭收押,陳啟祥在七月七日接受測謊。顧立雄表示,陳啟祥通過測謊,表示陳所言都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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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染沙門氏菌,2款奶粉下架回收
育樂嬰兒奶粉及金育樂成長羊奶粉疑遭沙門氏菌汙染,衛生署已緊急封存一萬八千多罐庫存奶粉,並要求業者將可能有問題的產品回收下架。
育樂及金育樂兩款奶粉,是權鋒國際公司自有品牌,委託荷蘭廠商製造。荷蘭政府日前發現,來自南韓的半乳寡糖遭沙門氏菌汙染,並由製造商添加製成乳品,其中四批疑遭汙染,已要求該公司回收相關產品。
代理這兩家奶粉進口的權鋒國際公司表示,無論有無開封,民眾均可退費,有任何問題,可洽該公司消費者專線○八○○三六七三六八。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食品組長蔡淑貞表示,國內外還未發生飲用這兩款奶粉,感染沙門氏菌的通報案例,但因上游原料疑受汙染,荷蘭政府要求業者回收,國內也跟進要求回收下架。
食品藥物管理局科長吳宗熹表示,地方衛生單位昨天已至該公司雲林倉庫,封存兩款奶粉,包含育樂奶粉七七八八罐,及金育樂奶粉一萬六百五十六罐。
蔡淑貞說,除要求業者暫停出貨、回收產品外,也請地方衛生單位清查產品下架情況。

權鋒公司昨也在網站貼出荷蘭原廠檢驗證明,證實奶粉未受汙染,同時也將奶粉送驗,檢驗結果近日出爐,下周二將對外說明。權鋒公司表示,雖然荷蘭原廠已證實奶粉未受汙染,但安全起見,仍願意配合下架回收。
國泰醫院小兒胃腸科醫師林隆煌說,只要攝氏六十度加熱十五分鐘,就能殺死沙門氏菌;但沖泡奶粉均溫約五十度,不具殺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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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台論,非主流說法,非美官方立場
對於美國部分學者主張「棄台論」,藍綠兩黨的外交專業人士都認為,這不是主流說法,薄瑞光的公開發言,也代表美國官方否認這個政策方向。
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劉世忠表示,除了美國學界外,還有一些卸任官員也曾提出類似說法,例如停止對台軍售,以加強對中關係,但這不是主流說法,也非美國官方政策。雖然「棄台論」非主流意見,但劉世忠認為我方仍要持續關注此趨勢,並呼籲美國政府必須防止類似言論持續擴大。
民進黨立委蕭美琴說,我方應將「棄台論」視為警訊,但不必過度誇大其論點;薄瑞光的發言,證實美國政府對台政策仍保持一貫,但台灣也要保持自己在亞太地區的戰略重要性,該盡的國際責任也要盡,維持良好的對美關係。
藍營方面,國民黨立委林郁方指出,華府近年的政策是「重返亞洲」,可說與「棄台論」反其道而行。從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出,美方正逐漸強化自身或東亞盟友的實力,以求對逐漸崛起的中共,提前作圍堵準備;在此戰略之下,位居東亞樞紐的台灣,不可能被放任成為缺口。
林郁方說,其實華府的中國政策,經過幾十年發展,已經非常明確,就是維持台海現狀,不會因為民主、共和兩黨輪替而改變;儘管如此,卻不代表台灣應該自以為有美國當靠山,在兩岸關係上可採激進政策。
剛訪問完波羅的海三小國與外蒙的林郁方表示,外交務必保持靈活與務實,在華府與北京兩大強權間,我方理想戰略位置應該還是「中間略親美」,但切記「選邊不能選得太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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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4日 星期三
中國經濟減速與治理思路
本文為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6月20日在FT青島國際經濟高峰論壇上所做的主題演講。演講原標題為《當前中國的經濟減速與治理思路》。根據張軍演講提綱、演講現場筆錄、演講速記稿,綜合整理成文,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無論是在學術界、媒體界,大家都關心中國經濟的減速。
經濟的減速在中國到底是一個什麼現象?是不是中國經濟已經進入到減速的周期或者或減速的區間?經濟減速是需求的原因導致的呢?還是由於供給方面的原因?我覺得這些問題,對我們政策制定的方向,治理的方向都非常地重要。
首先我想大概描述一下現在經濟減速的基本情況跟態勢。第二,我想對經濟減速的解釋做一點評論,特別是對現有的看待經濟減速的一些看法,做一點簡單的評論。然後我想問自己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經濟減速時代有沒有到來?然後我來做一些關於經濟減速現象原因的討論,最後我想對中央政府的政策做一點建議或者批評。
三種解釋
2007年之後中國GDP增長率有明顯的減速現象。2012年中國經濟的年度目標增長率是7.5%,現有的估計值為7.8%-8.4%。往前看的話,增長減速現象至少在2007年甚至之前就可以觀察到,理由是通貨膨脹壓力和預期的持續存在。通貨膨脹壓力制約了增長的空間。從2010年開始,政府將抑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任務。
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預測也是如此,無論是世界銀行、IMF還是聯合國,大家認為中國經濟2012年會比較差,實際是有個減速的趨勢。2013年會好一點,因為估計2013年歐債危機情況會好轉,美國經濟會好一點,但是有不確定性。
現有的經濟增長減速的現象,很多人都看到了,只是對於原因,大家的看法不一樣。第一種看法認為這是很正常的自然現象。中國經濟跟發達國家的差距在縮小,總量上已經是超過日本。按照這個速率,我曾經做過一個比較保守的預測,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應該可以跟美國持平,人均GDP是美國的1/4。現在我們在跟發達國家,即所謂「前沿國家」的差距在縮小。經濟學有一個說法是「收斂理論」,越靠近這個牆速度越慢,離這個牆越遠可以跑得更快。發展中國家有一個空間可以追趕。這種解釋認為減速很正常,中國經濟的「分母」已經很大了,不可能跑那麼快,減速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第二種比較流行的看法是歸因於外部震盪。中國的減速是因為外部原因引起的,全球現在經濟都不好,中國經濟有一塊是出口(當然我一直做研究認為,出口的功能被誇大了,中國經濟出口總量很大,大概占GDP的40%,但是附加值只有12%。我們做了很多的研究。實際上其影響不大,大概影響三、四百萬人的就業,對GDP的影響不是那麼大。)這種說法認為,外部的需求在下降,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中國經濟因為一直是靠外部需求,所謂的「三駕馬車」拉不動了,所以經濟自然就減速了。

第三種解釋的邏輯是一樣的,只是把重心轉移到了國內,認為是貨幣政策導致的。實行貨幣緊縮,就不能放貸,就抑制了國內的需求,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受到抑制。很多人認為,政府現在放開,中國經濟減速的趨勢就會停止。但我還是要說,即使貨幣政策放開,通脹的壓力馬上又會起來,背後減速的原因還是沒解決。
減速時代是否到來?
那麼,中國經濟減速時代有沒有到來?中國是一個大國經濟,中國經濟最大的亮點是「尺寸」特別大。當然我們說「尺寸」大,是經濟很重要的特點,人均水平相對就比較小。所有進行經濟增長預測的理論,都是用人均水平來預測的。現在有很多討論說,中國經濟減速是不是已經到來?因為中國經濟分母已經很大,已經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了。哈佛大學教授珀金斯(Dwight Perkins)2010年發表了一篇論文,他認為,所有人均收入達到1萬-1.6萬美元(指按照2000年的購買力平價)的國家,其增長速度都必然下降到5%或者更低。按照他的估計,中國現在的人均GDP大約是7000-8000美元,這意味著中國還將再有10年的高增長期。亞洲開發銀行也有類似的預測,認為考慮到目前實際的收入水平,中國從現在到2030年的GDP增長率的下限為5.5%。
預測增長減速的理論是「收斂假說」:根據「收斂假說」,一個低收入國家的潛在增長率不是依據其人均收入的絕對水平來推算,而是由它與高收入國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來決定的。換句話說,重要的不是高低,而是距離,低收入國家收斂於「前沿國家」的速度是它與前沿面之間的「距離」的函數。而度量這個距離的最簡單的方法是對照這個低收入國家與「前沿國家」(一般以美國為代表)人均GDP的相對差距。
按照購買力平價估計,中國目前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1/4。歷史上看,那些人均收入與美國相差1/4的經濟體之後都曾經能保持多快的收斂速率呢?為了找到這一經驗值,蘇布拉馬尼亞(Subramanian)2011年以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1/4或者30%為準則,從「佩恩表」(PWT)的數據庫中發現有25個經濟體符合這一標準。其中有8個經濟體(日本、香港、韓國、台灣、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和德國)在20年的跨度里實現了人均GDP較快的(高於5.5%)的增長率。
研究還發現,在那些人均GDP達到美國的1/4之後,其人均GDP增長率不低於(快於或接近於)之前20-30年的平均水平的經濟體在6個數據齊備的國家和地區(巴西、韓國、台灣、馬來西亞、羅馬尼亞和秘魯)中有4個,只有巴西下降了2.6個百分點。
最近有三位加州大學的經濟學家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和Kwanho Shin發表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叫《什麼時候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開始減速》(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論文中準確地給出高速增長的經濟在什麼時候出現減速的參數。文章定義了減速的含義並使用「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的數據庫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體減速的最大可能性發生在人均GDP為美國的58%的時候(2005年的不變國際價格),之後增長率平均會減少2個百分點。
「佩恩表」的數據表明,2007年,中國的人均GDP是8511美元,還只有美國人均GDP的19.8%,離增長減速尚有很長的距離。如果中國可以一直保持下去9%的增長速度,而美國人均GDP的增長率維持在1.9%,那麼中國經濟開始減速的時間就會是在2023年,因為那時中美兩國的人均GDP之比正好為58%,中國減速的概率是75%。那麼,中國未來10年可以維持9%的增長率嗎?大多數人認為不可能,減速會大大提前,而我認為未來十年維持高速增長(8-9%)的可能性很大。
原因何在?
中國跟發達國家人均資本存量的差距非常巨大,所以趕超空間非常巨大。現在的問題是,為什麼在過去五年裡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減速了?我們需要重新考慮,減速在中國發生的原因是什麼。是因為中國總量大了,開始出現收斂的現象嗎?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主要不是總需求的原因,因為不然的話,刺激總需求的政策不會引起通貨膨脹;主要原因在供給方面,簡單地說是勞動生產率的減速引起的。
我的看法是,中國每年有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為什麼過去五年經濟在減速?我想只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就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在下降。因為投入多了,而經濟在減速,所以一定不是因為投入的原因,一定是因為生產率下降了。
總量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是兩部分的變化合成的:資本-勞動比(勞均資本)的變化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變化。這些年,資本勞動比在持續上升,所以,全要素生產率的減速一定是主要原因。
這些年來,為什麼總量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出現減速?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一般由兩個原因引起:第一,長期的技術進步;第二,要素的跨部門流動。我的觀察是:要素的跨部門流動受阻是這些年來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減速的主要原因。
中國在過去30年當中,全要素生產增長還是不錯的,主要原因不是因為別的,是因為我們要素可以相對自由地從低生產率部門流向高生產率的部門。比如我們的農民,大量從農業部門出來了,出來了3億多人,中國的農業投入是減少的,但是農業的生產率是提高的,農業的收成沒有下降。中國過去30年作為一個發展中快速增長的經濟,投入雖然在增加,但是在投入過程當中由於同樣的投入水平,由於生產要素可以在不同生產力部門之間相對自由地流動,包括跨地區的、跨行業的流動,所以中國可以維持生產率相對比較快的增長。全要素生產率還是非常不錯,比「東亞四小龍」平均對GDP的貢獻都高。什麼原因?不是因為中國的教育比他們做得好,不是因為中國的科技比他們發達,而是因為要素可以在行業地區之間相對自由地流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增長率的源泉。
為什麼這些年來要素的跨部門流動受阻了呢?我個人的解釋是:在1999年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之後,國有部門和大企業逐步壟斷了高生產率的行業,使得非公有部門和中小企業集中在競爭性行業。當競爭性行業的勞動工資在2004年之後開始持續上升之後,非國有企業和中小企業的贏利能力開始惡化;由於難以向高生產率行業流動和進入,結果,競爭性行業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難以為繼,形成非常困難的局面。
所以,當前中國經濟的減速不是長期現象,是2004年以來競爭性行業的工資持續上升帶來的供給減速的結果。這個結果與2000年前後形成的供給過剩現象正好相反:那個時候,由於競爭性行業的工資下降,生產率增長迅速,中國出現了通貨緊縮的現象。
今天的經濟減速,總供給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刺激需求沒有用,刺激需求通貨膨脹會上去,供給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對大量的競爭性行業來講,一方面,大量企業的成本在持續上升,這是它們是所不能控制的;另外一方面,向高生產率行業移動或者流動的障礙越來越高,它們進不去了。
什麼原因?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行業以後,大部分集中到了高附加值的壟斷行業,財大氣粗。競爭性行業越發達,利潤越轉移到上游,被國有企業壟斷。國有企業進行托拉斯化的戰略,不僅做主業還做輔業,不再留下任何非國有企業和中小企業可以進入這種空間。從1999年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戰略重組以後,這種格局就已經埋下了。經過過去十年的發展,非競爭性行業越來越掙錢,它的錢是競爭性行業的資金轉移上來的,是壟斷造成的。非競爭性行業之所以掙錢,是因為競爭性行業在虧錢。在這種情況下,要素在行業之間,低生產率跟高生產率行業之間的流動,這個渠道基本沒有了。
這就回答了,為什麼這麼多年來,即使我們不斷刺激需求,經濟還在減速,為什麼會產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怎麼產生的?因為你不斷地刺激需求,貨幣投放越來越大,但實體經濟不能吸納,因為實體經濟在微縮。這些錢最後都進入了國有行業,他們拿這個錢可以做房地產,做金融,所以資產泡沫就越來越嚴重。這一現象提醒我們,特別是2004年以後,大量的競爭性行業工資在持續上升的時候,又不能夠很容易地在行業之間和地區之間進行跨行業的流動,生產率只能是減速,不可能增長。這在我看來是經濟減速的一個主要原因。
政策思路
在這種情況下,怎麼來思考經濟政策呢?首先要理解經濟減速現象發生的原因。現在的政策導向背後的邏輯還是認為這是需求原因導致的——國際形勢不好,國內的需求不足,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但如上所述,中國經濟減速主要是競爭性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減速造成的現象,因此要糾正增長減速,就必須確保競爭性行業的生產率的可持續增長。要維護競爭性行業的生產率的可持續增長,就要求競爭性行業的非國有部門和中小企業能夠實現跨行業的資本流動,將生產要素流向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與行業,實現持續的結構性轉型。為此,把治理減速的政策框架從總需求方面調整到總供給方面是非常必要的。
大家知道美國總統里根在上世紀80年代接管美國政府以後,美國通貨膨脹嚴重,經濟問題很嚴重,里根沒有用總需求管理的政策,換了一個思路,有人建議他用別的政策。這個政策後來被發現創造了美國的經濟奇跡,所謂的「里根奇跡」,被總結為「供應學派」的革命,就是更多地把政策放在供給上。這一政策對我們有啟發,「供應學派」的政策思路是值得我們的政策制定者現在關註和考慮的。
我們應該促進企業要素跨行業流動和生產率持續增長的政策框架:放鬆政府對上游和高生產率行業的保護與管制;鼓勵壟斷行業的邊界競爭和市場準入;實行大規模的企業減稅和減負;放鬆對銀行的管制,鼓勵競爭;在上游和壟斷性行業更多鼓勵和發展混合所有制以及非政府控股的企業形式等。
中國經濟過去30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9.3%, 如果我們能很好解決阻礙生產要素(特別是民間資本)跨行業流動的結構性障礙,中國未來10年的GDP增長率應該可以保持在8%-9%的範圍。這樣推算是因為:第一,追趕空間巨大:即使在2020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的人均收入也還只有美國的1/4,還是中等收入的國家,仍有容納經濟趕超的巨大空間;第二,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經驗。
以2010年年底的數字來看,中國的資本存量總值大約是93.3萬億元,相當於13.8萬億美元,而美國在2010年年底的資本存量是44.7萬億美元,兩者至少相差3倍。而按人均計算差距則更大。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大約1萬美元,不到美國的10%,大約為韓國的25%。即使整體上中國進入了上中等收入的階段,中國內部的地區之間依然有巨大的追趕空間。東部與中西部地區、沿海和內地的人均資本存量與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的數據為例,沿海11個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資本存量比內陸20個省市幾乎要高一倍,以目前的這種發展模式來推算,內地至少需要20年才有望收斂於沿海的水平。
中國經濟的結構現代化尚需時日:我推算,經濟結構變動推動中國的生產率增長的勢頭將持續至少20年。原因有兩點。第一,農業和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至今依然偏大,向製造業和服務業轉移的空間依然巨大。以過去30年平均每年1%的速度來降低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中國也需要20年才能使其就業結構的分配比重變得接近大多數中高收入國家的均值。第二,中國的城市化率去年剛達到51%,未來要達到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還需要提高20個百分點,這還需要20年。所以,中國經濟進入長期的減速階段應該尚需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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