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早就沒有了重振帝國輝煌的願望，二戰結束後，丘吉爾說過，英國還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卻未必還會是一個頂級大國。所以他們接受了需要蟄伏的現實，需要委曲求全的新角色。
只是那一腔奮勇彪悍的血氣，從未消失。很多時候，英國人將他們的激情和熱望，將他們對過往的追憶，移情到了運動場上。所以在和意大利比賽之前，阿什利‧科爾說過，不論對手多麼強大，英格蘭代表隊肯定會是像「十一頭牛頭犬(bulldog)」那樣，和對手不死不休地奮戰到底。
他們確實也是這樣做的。比賽前二十分鐘之後，意大利人逐漸控制住局面，英格蘭人奮勇不屈，特裡和萊斯科特，證明瞭他倆是這屆歐洲杯上最勇敢頑強的一對中衛。哪怕在意大利的攻勢下，英格蘭有些搖搖欲墜，也不用懷疑英格蘭人的鬥志。
這如同是絕境險關上，一群百戰老卒，面對如潮之敵，在落日斜陽中，百撼不易志。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大旗千瘡百孔，卻長立不墜。
一百二十分鐘的比賽，就這樣過去了。我和一群喧鬧的朋友們看比賽，加時階段臨了，我突然覺得自己心裡安靜了下來，這一場比賽並不漫長，甚至覺得，我如果再打上一百二十分鐘，英格蘭隊也能死守到底。他們捍衛的不是希望，而是一種榮耀。這是一種發自內里的驕傲，一種無法動搖的堅定。
然而點球改變了一切，將這種決戰的氣氛徹底改變。
在足球比賽中，點球到底是什麼？我長久思考過。點球不是正常的足球比賽，只是將足球競技中的一個環節單列出來進行較量。足球比賽的對抗、奔跑、拼搶，那些極致的速度感和力量感，在點球決戰過程中消失了，這仿佛是一場戰爭打到最後，雙方戰士都選擇停火，走出戰壕，然後用最簡單的決鬥方式，來決定戰爭的勝利歸屬。
如果足球是一場戰爭，那麼點球就是用和平方式來決定一場戰爭的方法。這是一種極大的矛盾，英格蘭人無法適應的矛盾。
以往足總杯聯賽杯倘若出現平局，英格蘭足總的規則是擇日再戰，因為英格蘭人不接受點球這樣溫柔的決戰方式，我不禁要想，是不是帝國的戰士們，死也要死在刺刀見紅的戰場上，點球卻突然讓他們從血脈賁張的纏鬥中，降低了肉搏的節奏，讓他們本能性的廝殺被迫要暫停。這時候的戰士，總會有些茫然若失。
所以牛頭犬阿什利‧科爾，和牛頭犬阿什利‧楊，成為了英格蘭點球榜上，兩個新的失敗者。他們不是沒有拼爭到底的勇氣，他們只是不知道如何面對著突然沉寂下來卻暗流更加涌動的戰場。
意大利的足球，永遠都在計算和思考，英格蘭的足球，從來都是憑借激情和本能。意大利不擅長點球，有心理障礙，英格蘭人更不知道如何應對點球。願意血戰到底的鬥牛犬，遇上看似溫柔和平但壓力全由肢體轉移到精神上的挑戰時，反而會顯得無比的脆弱。
這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轉換。點球失敗，似乎是最體面的出局，英格蘭隊也不用面對媒體和公眾更多的指責，但是內心深處，這是他們最不願意接受的出局方式。這樣的失敗，談不上屈辱，也找不到復仇的血勇之氣，就像斜陽中遠去的帝國背影，一切蕭索得有些不知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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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7日 星期三
情迷歐洲杯：帝國斜陽
「大人物」的包裝工程
「明星」這個行業是最懂得包裝的。剛出道的小明星，雖然掙的錢還沒有朝九晚五的小白領多，經紀公司就會讓他們出來進去乘著保姆車，前呼後擁地圍著助理和經紀人，當然最好有夾道歡迎的「粉絲」做陪襯。為了迎合明星擺排場的需求，市場上甚至還出現了「職業粉絲」，專門為那些本身沒那麼多粉絲的明星服務，按粉絲數和時間計費，提供舉明星牌，大叫「某某某，我愛你！」等群眾演員式的現場演出。至於穿著，就更不用說了，不僅要華美，最好還來點怪異。極端者如Lady Gaga，衣不驚人死不休，從而創造了世界級的回頭率，以及大把大把的銀子。
塑造這樣的明星形象，就像名企業到處花錢做形象廣告一樣，為的是打動消費者。對於企業，打動了消費者，產品才賣得出去，公司才能賺錢；對於明星，打動了觀眾，明星才會紅，經紀公司才能賺錢。而作為包裝明星的形象工程，對於明星的身價則起著事半功倍的作用。據說台灣F4成名卻沒掙到錢時，還習慣於騎摩托車代步，後來被公司喝止。試問：若是一不小心被狗仔拍到明星騎著摩托車在車流中曲線穿梭的照片，再被惡意配上「某明星拮據買不起車」之類的語句，還會有名車的廣告商找上門來邀請代言嗎？誰想請落魄窮鬼代言啊，想都別想。
事實上有些職業人也很擅於包裝自己。我聽到的最有趣的例子是「口袋巾」的故事。話說兩位職業經理人去一家意大利奢侈品公司面試。兩人資歷相當，工作經驗也相當，但意大利總部的高管毫不猶豫地選了其中一個，原因僅僅是：「他的口袋巾配得很有品味。」而一般的中國職業經理人很少配口袋巾，除非是重大的晚宴場合。輸在一條口袋巾上，大概是會讓商界精英們大跌眼鏡。但在短短一個小時的面試時間里，除了那張簡歷，別人還能憑什麼來判斷研究你呢？只好把自己變成「外貌協會」會員了。
氣場也是可以營造的。一位把頭發染得像五顏六色的雞毛撣子的女攝影師對我說：這個圈子，女人特別少，所以架勢很重要。她給自己的形象定位是「略帶中性的酷」，除了穿得像摩托車手之外，還雇了一位1 米85的美男帥哥幫她扛燈扛器材。此外，在表情和身材語言上，她的經營方向是：不苛言笑，話少。如果客戶一不小心多問了兩句：這個光能不能再白一點？她會不耐煩地反問：什麼？然後是一陣沉默，把人家嚇回去。即使是這樣，她的生意也不差，因為許多客戶認為她「壓得住場」，用現在的流行語就是：什麼場合，她都hold得住。我遇到的最有想像力的「形象工程」來自於兩位設計界新人。他們都大概入行三五年左右，屬於有點資歷但還沒有形成個人品牌的階段。他們約定互為對方的助理，然後由「助理」出面談價格，自己躲在幕後裝大牌哄抬物價。這一手法與經紀公司把小明星包裝成「大牌」如出一轍。
此類種種經營手法無非是利用了人性中虛偽勢利的那面。在短時間里，這的確是有效的。曾經有英國的媒體列出「免費升艙N招」，其中有一招就是教你穿得像明星一樣，最好再用名牌狗繩牽一條名牌狗，當然，不能少了墨鏡。據說這樣的裝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俘獲航空公司辦票人員的勢利心，把你當成名人升了艙。
當然，光靠「形象工程」去忽悠別人只是短期效應，是招不來回頭客的。但「形象工程」的確可以成為敲門磚，在最初的階段為你贏來更多的機會。你信也罷，不信也罷，但在一些看上去光鮮亮麗的行業，口袋里塞一塊絲質口袋巾就是會有不一樣的效果，這是那些不屑於在「形象工程」上耍花樣的人阻擊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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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美國經濟現狀
６月初美國收市的消息令人沮喪，作為景氣重要標桿的10年期美國債券一度跌到了1.467%，從1946年有統計數字以來的歷史低點。顯然，投資者已不再顧及回報，而把本金的安全放在了首位。
在諸多工具里美債的流動性是最好的，況且美國徘徊在2%的經濟，比歐洲要好得多，那裡都在1%以下，不少在負增長，因此一有風吹草動，國際資金就往美元靠。這種「百害相權取其輕」的理性心態，用PIMCO的格羅斯(人稱「債券之皇」)的一句戲言，你要是沒乾凈的襯衣剩下，就不得不在臟襯衫里挑一件相當最不臟的來穿：美元國債算最乾凈的一件。可是當媒體請教格羅斯今後如何因應——買進還是賣出，他只笑著顧左右而言它，誰又能吃得準呢？其實從回報率看，短期債券低於1%的已有不少(包括日本、香港)，瑞士的最低(0.48%)，5年期國債的回報甚至是負的。
於是回到失業率，這是判斷經濟是否恢復正常的最關鍵的指標。美國在五月份抬升0.1% 到了8.2%，但比起歐元區的平均11%還是要好不少。那裡的情勢怪可怕的，西班牙的失業率達到了24.3%(而25歲以下的青年失業率更高達51.5%)！人們最嚴重的顧慮恐怕是，緊縮政策不但治不了短痛，反而砍了支出、抑制了消費、制約了投資，從而在就業的艱難上雪上加霜。所以，在介紹美國民主黨(主張擴大刺激)和共和黨(主張緊縮以彌合財赤)的主要訴求前，讓我們看看美國的一般民眾(以主流的白人為限)的現狀如何，即What，美國的白人中產階級，能不能夠贏回有良好收入的工作機會？
在白人(家庭)里，年收入處於頂端的20%的子群體(A)和處於底層30%的子群體(B)之間，五十年來的分化非常顯著，且在持續擴大中。這里用美國人口普查數據(CPS)，從三個方面來考察兩個子群體的大分化：1. 工作態度；2. 婚姻和家庭狀況；和 3. 個人的誠信狀態。
1. 通過家庭每星期平均工作的小時數來考察民眾的勤奮程度，是社會調查常用的一個指標，從家庭的家長(或配偶)平均每周工作是否達到40個小時的百分比來看，1960 – 2010的五十年間，A的變化不大，從90%微降至87%；B的下挫卻十分驚人，從81%跌到了53%。
再細看一步，B的婦女每周工作至少40個小時的比例從1960年的64% 只是略微下降到了2010年的60%，不難推斷出，B的男子的問題，即主力藍領的就業狀況，就更形突出了。
事實上，中國人的年均工作小時數在2300以上；美國人在1800小時左右；而歐洲各國的則在1400-1600小時之間。
2.A和B兩個群體(30-49歲的居民)的婚姻狀況也差別懸殊：A處於婚姻狀態的有84%，而B處在婚姻狀態的僅剩下48%。而在1960年代，這兩個百分比分別為94% 和84%。
也就是說，B的人里，不結婚或無法結婚的，過去五十年裡上升了36%；B的離婚率從五十年前不到5%上升到了目前的34%；非婚生子女的比例也從不到3%上升到了現在的29%。
3.美國民眾的誠信狀況在過去五十年來的下降也相當驚人。囚禁在聯邦和州立的監獄里的美國成年人(18-65歲)，1974-2004的30年裡，每十萬B的居民里，囚犯平均數從213人劇增到了957人(+349%)；而每十萬A的居民里，囚犯從13人增加為27人(+108%)。
不論A還是B子群體的個人破產記錄都有明顯的增長。1960-1980的廿年裡每十萬人裡面平均有60個破產案例，相當穩定。但1984年個人申請破產的條件從寬，破產率於是突飛猛進，到2005年增加了7.2倍，達到了380例左右。然後有所回落，乃是因為法律修改，從嚴執行個人破產的條件。究其原因的分析表明，導致個人破產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在耐用消費品(房子、汽車等)的不當支出導致的。
我們有機會將展開對造成這些分化和下墜趨勢的原因的探討。上述對What的概述，引起了人們嚴重質疑的至少有兩點，讀者可以自行來判斷：1. 給A子群體的人減稅，就能恢復B子群體的就業？ 2. 要通過擴大教育開支或就業輔導，就能有效增強B的人的技能、效率，及市場競爭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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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0日 星期三
撿國旗
一、「濤哥給力」。
歐債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會否出手一直是媒體關註焦點，財經記者們報道著希臘大選後會否退出歐元區的動態，經濟學家們分析著德國總理默克爾能否扮演救世主角色。《人民日報》一周前還以西班牙困境為據，就此教育國民「敢拼才會贏，苦乾無止境」，強調「歐債危機的一個重要啟示就在於，國家之間的競爭既是體制的競爭，也是國民生存方式的競爭。體制創新不易，精神世界的揚棄更難。明白吃苦的道理是一回事，身體力行則需要非凡的勇氣和毅力」。
今晨，那份中共中央機關報的頂端放上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七次峰會的領導人合影，新華社則發出胡錦濤同奧巴馬在墨西哥會晤的快訊。市場化媒體更關心這些高層社交身後的實質性動作，《南方都市報》用頭版頭條宣佈，「
中國向IMF增資430億美元，增資規模僅次於日德，將相應增加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話語權；《第一財經日報》用「中國貢獻一成，美國一毛不拔」形容局勢；財新網由記者分析「中國增資IMF虧不虧」，得出的結論是「最近IMF兩輪大幅增資，均是外匯儲備豐厚的國家占據主導。這一方面與各發達國家的財力捉襟見肘有關，也同時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多權利的過程」；《21世紀經濟報道》分析「金磚國家」援手IMF的目的是「推動和落實IMF份額和治理改革」。
比起《新京報》和《京華時報》使用新華社通稿的中規中矩，《北京青年報》在頭版多發了兩幅會場留影，標明來自法新社——「胡錦濤主席撿起中國國旗」；來自安徽的《市場星報》或許也衡量過在這幅領導人「正面」照片上使用外電的風險，編輯們為那個動作畫上紅圈，更放上「我心中，你最重」的大標題。這些選擇的底氣應該都來自微博：「濤哥撿國旗」，這正是昨天深夜席捲網絡論壇的話題。
《環球時報》記者王文在21時許發出官方合影照之後的一組畫面，根據照片上的說明，「G20合影，主辦國用國旗來標位置，有的領導人直接踩在了國旗上。合影完畢，各國領導人散去，各國國旗被眾人踩來踩去，唯有中國的五星紅旗沒有被踩，因為唯有她的主人彎腰把她撿起並細心地收了起來。」王文並附加自己對網絡輿論場的感嘆，「如果這人是奧巴馬，微博中一定又是一片公知的狂歡，但的確不是。」。
這組圖片迅速得到傳播，「濤哥給力」的評語比比皆是，甚至，包括一些王文口中的「公知」在內，也向胡錦濤的這個舉動表示了贊賞。比如趙楚，這位時常為《環球時報》撰稿卻也曾公開指責該報價值觀的專欄作家，即言「這個細節本身當然是值得肯定的，肯定和贊美都正常，但拿這個可貴的細節來攻擊所謂莫須有的公知，豈不是太挑釁了？誰是公知？公知如此罪大惡極、不可理喻，那乾脆你們建議全社會行動起來，把公知全殺了算了。」。
但與此同時，那些認定濤哥不過是「另一個影帝」的人們也終於找到了自己的武器，即外國通訊社的圖片原文說明，根據這段英文，胡錦濤當時是因為國旗膠紙粘住了他的鞋子而撕除。甚至，現場視頻也被尋獲張貼，據此，「王文們」被徹底釘在了「自作多情、迫不及待」的「五毛黨」靶心上。
在得到《深圳晚報》今天那段報道之前，新浪微博的控制方式是同時阻止「公知」和「五毛黨」的互相抨擊。於是，在承認「是粘鞋上了」但強調「摘下來後揣口袋里了」後，另一位《環球時報》長年作者李牧就此抱怨，「本條圍脖的爭議甚至被禁轉，讓我多少感到遺憾。海內外公知占據了反對派的角色，拙劣表演最終演化出『謠言倒逼真相』這樣一個笑話；隨便找件事就狂噴，廉價的愛國主義又要演化出什麼涅？」。
不過，今天早晨，依據特區報人的努力，這家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新聞門戶網站終於可以解禁，並把「G20峰會胡錦濤細心撿起國旗貼紙」的圖文報道推薦在醒目位置。比起「這一幕在網上引發熱議」的報紙描述，來自新華網的輿情描述有所調整，改為「這一細節引發中外網民的贊嘆。」。
二、你我是「成本」。
在轉發下屬王文的微博時，胡錫進給出了「真誠之舉。贊。」的評語，此時，除了用《世界金融「重切蛋糕」，再難也要推動》為中國增資IMF鼓勁外，他應該也已經簽發了今日《環球時報》上的另兩篇評論：《中國早已進入民主國家的範疇》、《教育的崇洋媚外將毀中國根基》。前文中，作者鄭若麟強調「選舉只是民主最終形成的標志，卻不是主要標志，更不是民主的最終目標」，所以，「當一國領導人並非通過世襲上臺，而又因任期限制而下臺，那麼這個國家就已經不僅僅是共和制的，而且進入了民主體制的範疇。」。
根據預測，胡總書記還有不到半年任期，他應該不需要太操心老齡化社會的執政難題。但那個流傳的網絡段子已經表達了中國國民對執政者推遲退休動議的不滿：「1985年，『計劃生育好，政府來養老』；1995年，『計劃生育好，政府幫養老』；2005年，『養老不能靠政府！』；2015年快到了，大家猜一下會喊什麼呢？網友代為回答：再老也得養政府！」。
這種針對中國共產黨執政承諾可信度的批判甚至獲得了搜狐在上周五推薦，身為媒體人的作者謝勇值此嘆息宣傳之道：「在最初推行政策的事情，政策後果尚未顯現，一起皆是美好願景，話可以說的無限圓滿，胸部拍得山崩般響亮，而隨後事情漸漸不妙，口風漸轉，待轉到了180度，養老已經和計劃生育似乎已經沒有半毛錢關。」根據這篇《計生與養老口號輪回，你我是「成本」》所言，「經過三十年輪回，人們又不得不回到養兒防老的老路上，可即便是放棄了良善倫理的等而下之之策，依然是鏡中花水中月。一種眼看著自己成為歷史『成本』，卻又無能自救的無力感，也正是中國人當下真實狀態的寫照吧。」。
的確，半個月來，宣傳官員們的確允許了有關這個話題的大多數爭議出現在公開媒體上。這其中，也包括由人民網公佈那份始終有超過90%反對意見的調查數據。
《21世紀經濟報道》曾於上周五援引來自人社部官員的回應，即「網絡調查具有一定片面性，上網的人多數比較年輕，某種意義上老人占位子，年輕人壓力會很大，網上很難展現出全景的結果，需要對不同行業、單位、層級的人進行調查。」雖然幾乎所有人都承認「網民意見」並不能時時等同於「公民意見」，但在這個「要命」的議題上，這種提醒還是迅速引來了反駁。
比如《晶報》。這份深圳報紙在連發五篇社論質疑本地醫保「清零」政策後，又騰出版位連發三文反對延遲退休。先是上周六逼問一句「延遲退休調研怎樣才算不片面」：「人社部以『上網人多數比較年輕，老人占位子令年輕人壓力增大』為由，將人民網九成人反對的調查結果定性為『片面』，很難令人信服。事實上，許多人強烈反對延遲退休政策，是因為擔心這項政策損害到自身的養老保障權利。尤其是身處生產一線的企業職工，他們所從事工作的勞動強度很大，延遲退休將使他們產生更強烈的被剝奪感。這是政策制定者不能迴避的民眾反應...事實上，反對的聲音並非完全來自網絡，在人社部放出延遲退休的政策風聲之際，就有不少專家學者表達反對意見，很多媒體也發聲要求人社部慎重，必須在充分的信息公開、廣泛論證調研和民意徵集的基礎上，考量延遲退休政策推出的可能性。」。
在例舉「挪用虧空導致養老金缺口」、「推遲退休不如壓縮『三公』經費」、「公務員、壟斷性企事業單位人員是延遲退休的最大受益人群」以及「年輕人就業難」等反對意見後，這份特區報紙強調這就是「普遍性的民意」。而三天之後，《延遲退休為何遭受持續質疑》又已見報，作者感慨「人社部只是就延遲退休的問題吹了吹風，便招致近乎一邊倒的質疑」。原因何在，根據該文分析，「公眾關註的焦點並非全然集中於延遲退休是否合理一處，有關社保的一切幾乎都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甚至有些人一談到『養老金』三個字，便表現出焦躁和憂慮的情緒。因此某種意義上說，人社部傳出延遲退休的消息不過是根導火索，它點燃了在民間蟄伏已久的情緒，人們藉由此事，將多年來對養老金管理運營的疑慮和不滿統統宣泄了出來。」。
對「處級公務員退休金能拿到7000-8000元/月，企業的經理們每月自己繳納養老金1000多元，但退休時封頂也就是1700元/月」的氣憤在今日那篇
《養老金雙軌制：可以改一改嗎？》中得到了更進一步闡述。摘要宣佈，「推進社會保障的公平、均等和普惠，是建立一個理性、公正社會的重要前提。盡管近年來企業職工養老金出現了多次上漲，但不從頂層設計上改進，這樣的小打小鬧無法觸及問題的核心。因此，與其討論延遲退休問題，不如先研究養老金的並軌問題。」。
根據《晶報》概括，「所謂養老金雙軌制，是指我國有兩套並行的養老金體系，一套是政府部門、事業單位的退休制度，個人無須繳納社保，由財政統一支付養老金；另一套是社會企業單位的『繳費型』統籌制度，單位和職工本人按照一定的工資比例來繳納，這樣的比例在不斷提高。」的確，這正是民間意見領袖詬病焦點之一，多有評論斥責這種「雙軌制」有違公平。
來自《珠江晚報》的《養老金雙軌制將製造嚴重社會不公》被新浪昨日推薦在評論頻道頭條。作者的論據來自《投資者報》，「『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繳費占工資收入的28%，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機關和事業單位未納入社保體系，不用個人交一分錢，退休時養老金卻是前者的3倍。』清華大學公管學院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廣君對《投資者報》表示，這種不公平成為目前人們反對延遲退休的主要原因。」署名「沂蒙客」的作者就此強調，「為了填補社保資金巨額缺口，我們一味地強調延遲退休年齡，恐怕無益於保障資金的平衡，甚至誤導社會忽視養老保險制度自身的缺陷，例如雙軌制的改革等。」。
《新華每日電訊》更允許作者鄧聿文嘆息「我們豈止是『雙軌』，而是『五軌』」：「公務員有一套養老，事業單位和企業各有一套養老，無業人員和自由職業者有一套養老，農民又有一套養老，很多單位甚至同時就並存幾套養老體系。如果這種碎片化的養老制度，長時間得不到並軌，那麼，延遲退休年齡就會適得其反，達不到目的。」在承認山西等五省市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試點三年多來未取得實質突破的困境後，這位供職於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社的評論員強調，「廣大網民對延遲退休年齡的反對意見，我認為意義不在他們提出的具體理由，而是讓主管部門看到，社會對一部分群體所擁有的養老保險特權，是有不小意見的」。於是，鄧聿文向執政者建言，「從國家利益考慮，應該秉持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對公務員的養老改革有個說法和規劃」：「國家對機關公務員的養老保險並軌改革，一定要有個明確表態，制定出一個時間表。往大里講,每個人都是國家的公民，權利平等，不能在事關個人晚年生活的養老保險上分三六九等。我們承認歷史形成的權利差距,但是這種差距不能無限延續下去。
同時期待「頂層設計」的還有《第一財經日報》，由作者李珍以新農保為例，嘆息由於「設計制度時缺乏時空觀念和整體的理念」以致引起了一系列的問題：「制度實施的政治成本和經濟成本極高；該制度在充足性上與其他制度差距大，更讓農民覺得不公平；引起所謂制度『碎片化』的問題以及無法與其他制度銜接的問題。」這位人大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就此認為，必須「承認現實，寬容『碎片化』，包容收入差別」，而且「要跳出養老保險，站在社會保障制度甚至是社會保護的立場上設計養老保險。」。
漩渦中央的人社部官員其實也沒有裝聾作啞。在推薦了來自中國經濟周刊的「養老金缺口10年後出現」的預測後，門戶網站們昨又轉發《工人日報》上的安撫，即「所謂公務員吃了普通職工養老保險的疑問，實質上代表了普通職工對養老保險雙軌制的不滿，這一點上，政府並未及時澄清公務員養老金是由財政支付的。實際上，在現行養老雙軌體制下，我們所說的養老金缺口是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而公務員主要靠財政保障。」。
不過，這段減壓又迅速招來了反唇相譏，比起《長江商報》的《結存率不足以解答養老金之問》，那篇《「公務員不占用養老金」是天大謊言》更加不留情面了。在反問「由國家財政支付的公務員養老金難道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後，《珠江晚報》作者盛翔強調，「國家財政既有義務給公務員支付養老金，就同樣有義務彌補養老金缺口；只要養老金並軌，就能從支付給公務員的養老金里省出一大筆錢來彌補養老金缺口...如果公務員必須自行繳費，政府為其繳納的部分也像普通雇主一樣全額計入社會統籌，養老金缺口必然減小。」於是，他在此代表異議者要求政策制定者「革自己的命」，重申「還是那句話，先談並軌養老金，再談延遲退休。」。
當然，今天更需要被網站編輯們重視推薦的還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上的最新訊息。透露「我國實際退休年齡在53歲左右」的數據後，這位人社部負責人重申：「的確在對『延遲退休年齡』展開研究以為國家提出相關建議，但進行政策研究不代表現行退休年齡規定即將更改...如果要啟動延遲退休年齡的改革，肯定會深入論證，並廣泛聽取社會各方的意見，充分考慮不同群體間的公平公正，在逐步達成共識後再實施」。
得到《人民日報》更高版位的是「民生三問‧我們的養老金怎麼了」之下篇。根據編輯摘錄的答問重點，出面的人大教授鄭功成的觀點是：「延遲退休年齡，是基於人均預期壽命延長和養老負擔代際公平的需要。如果理解為是為了彌補養老金缺口，恐怕是本末倒置的。養老金面臨的主要是保值增值壓力而非支付壓力」；「勞動適齡人口越過頂峰、人員退休未置換等量崗位的現狀，消減了延遲退休對就業的影響。即便如此，仍應充分考慮延遲退休年齡對就業的沖擊。我們建議，採取小步漸進延遲退休年齡的方案，將其對就業的影響降至最低」；「延遲退休年齡，需要認真研究、審慎決策，盡可能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並且，要與勞動力的供求變化、社會保險制度的完善以及相關就業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協同推進。」。
網易沒有在要聞區推薦「現行退休年齡不會立刻調整」的定心丸，或者是因為在這家網站看來，「養老並非一定要靠政府才能做好」。根據其自製專題，「養老首先是個人責任，讓政府包辦養老的思想根源是家長主義」，在例舉了「國有單位工作人員的社會保障資金支出占全社會總額的78.4%」和「中國職工的五項法定社會保險繳費率占到工資總額的40%，排在世界181個國家之首」等數據後，結語認定：「在養老保險問題上，政府並沒有天經地義的責任，也不是其想做就能做好，當前的制度設計已經在讓投保人的利益受損而非受惠。」。
或許那些年輕的網絡編輯們的確更有自力更生的勇氣，午前，鳳凰網也已在首頁推薦出火線專題，為70後80後出謀劃策：「在社會層面，越來越少的年輕人得供養社會上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所以解決養老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對我們的人口政策趕緊做出調整，更長遠也更緊迫。」。
除了呼籲還中國人以「生育自由」外，這位「宏觀經濟學者」胡釋之還提出：「讓公務員也交社保從錶面看是一個更公平的方式，但深究一下，其實是一種折騰...把國有資產分到每個人的個人養老賬戶去，一舉兩得地解決國企的問題和社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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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多少隻手？
歷史視角下的王老吉紛爭經濟學上有「看不見的手」之說，而中國經濟中，「看得見的手」也無處不在。
在2012FT青島國際經濟高峰論壇中，年度高端對話的主題是「國際金融動盪與中國經濟走向」，五位嘉賓分別是博源基金會理事長、原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中國葛洲壩集團國際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九霖、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際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煉、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青島啤酒集團總裁孫明波。
不過，「手」的話題意外搶鏡。FT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作為主持人，首先代表網友提問原招商局集團董事長秦曉，「你從一個國企的當家人轉變成為倡導自由經濟的吶喊者，如何看待中國政府眼下在中國經濟當中的這隻手？」。
事實上，中國政府之「手」不僅閑不住，而且很可能並不只一隻。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在發言特別提出到政府的兩只「手」，一個是攫取之手，一個是援助之手，特別國家有關部委有攫取之手之「嫌」。
對於「手」這一話題，筆者曾經和長江商學院的王一江教授有過一番交流。與張軍觀點類似，他認為國家有「三隻手」：掠奪之手、扶持之手、無為之手。
這三隻手什麼分工呢？王一江教授認為，有人控制國家機器，通過暴力或暴力威脅獲得財富，這是掠奪之手；國家利益的實現，取決於獲取財富的數量。為了獲得更多財富，國家採取措施，推動經濟發展，這是扶持之手；經濟中的很多活動，是國家看不見管不著或不願管的，在這些領域，國家表現為「無為之手」，市場作為「看不見的手」，調節資源分配。
「手」的話題不僅熱門，而且似乎有些敏感。不少嘉賓往往傾向於從個人角度而不是職務身份來解答這一問題。在回應張軍提問時，曹文煉就認為改革必須提速，甚至暢言公共財政與民主化，強調應該「加強公共的監督，加強媒體的監督」；而陳久霖則引用了西諺「人的決策總是有失誤的地方」，認為再大的精英團隊也有決策的失誤，「當時為了『保八』，進行四萬億的投資，效果怎麼樣呢？那是政府之『手』，不是市場之『手』，結果大家是心知肚明的。」。
回到剛開始的秦曉的回答。秦曉首先對於「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表示保留，認為國有企業掌門人與個人身份之間存在不同，「做國企時就是要把國企經營好，張軍提的問題恐怕都不是我思考的問題；如果把自己看成一個關註社會公平正義、發展進步個體時，張軍提的問題就是我要考慮的問題。」。
看來，「手」不僅不止一隻，而且也敏感而矛盾。對於轉型中國而言，要使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在「三隻手」中，如何約束「掠奪之手」顯然至關重要。進一步看，在現實語境之中，即使「扶持之手」無不弊端，其前提是對政府能力的信心，有些時候政府的信心不是不足，而是過組；而扶持多了，要求的掠奪就必然增加。
換而言之，控制政府的「扶持之手」沖動幾乎與控制其「掠奪之手」沖動一樣重要，如此，才有「無為之手」或者「看不見的手」的真正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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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為什麼減速？
近年來在國內外廣受關註的「中國模式」(China Model)問題，現在已經變成了「中國困惑」(China Confusion)問題，在6月20日召開的FT青島國際經濟高峰論壇上，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在發表主題演講時表示。而對中國經濟增速下滑的預期，是增強這種困惑的一個重要因素。
業界和投行對今年中國經濟增速比較悲觀的預測是7.8%，樂觀預測是8.4%－8.5%，但不論如何，增長步伐放慢的趨勢已經顯現，對中國如此大的一個經濟體來說，即使是一個百分點的縮減，也影響重大。中國經濟是不是進入了一個減速區間？這是需求面還是供給面的原因導致的？在張軍看來，這不僅關繫到我們對現狀的認識，還直接決定中國的政策方向和經濟治理方向。
經濟減速的趨勢已明顯可見，但對這一現象的解釋仍然眾說紛紜。張軍把現有的解釋總結為三種：一是認為這是中國與發達經濟體差距縮小之後的一種「正常收斂」；二是將原因歸結為「外部震盪」，即全球增長乏力和歐元區債務危機影響的持續發酵；第三種解釋是內需不足，即貨幣收縮導致內部總需求不足，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需求不足。
他認為這三種解釋未必完全合理。參照一些西方經濟學家根據歷史經驗提供的模型，他認為，從目前中國在人均GDP方面與美國的差距來看，中國經濟減速應該會在2023年左右發生，中國未來十年維持8%－9%增長率的可能性依然很大，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均收入、人均資本存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仍很大，有很大的追趕空間。
因此需要重新考慮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我想只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就是勞動生產率在下降」，張軍說。中國每年仍有巨大的固定資產投資，經濟仍在減速，那一定不是因為投入的原因，而是生產率的原因。而中國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在他看來，是因為很不錯的全要素生產率，而全要素生產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教育或者科技，而是生產要素可以在不同生產部門進行跨地區、跨行業的相對自由的流動，例如大量農民離開農業部門。
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他認為，這或許是中國經濟減速的罪魁禍首。由於競爭性行業工資水平在持續上升，開始擠壓非國有和中小企業，這導致總供給下降以及經濟減速。大量的競爭性行業，面臨著它們無法控制的成本不斷上升的局面，而向高生產率行業流動的障礙越來越高。生產要素流動受阻的主要原因是國有經濟集中到高附加值的壟斷行業，而且採取托拉斯化的戰略，壓制了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空間。
張軍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還從需求角度思考對經濟減速的應對策略，就可能出錯，應該認識到，這是一個總供給減速的現象，背後因素是國有與非國有經濟之間的通道受阻，甚至被關閉。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空間並不小，關鍵是要打破壟斷，撤銷管制，加大金融自由化，讓更多銀行改變風險管理模式，鼓勵資源的跨行業流動。
最後，他援引美國里根時代「供應學派」革命創造經濟繁榮的例子為中國「打氣」:只要在這個關鍵時刻改變經濟治理思路，打破結構性障礙，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未來還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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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4日 星期四
歷史視角下的王老吉紛爭
1997年，廣藥集團將王老吉商標租借給香港鴻道集團，鴻道集團授權其子公司加多寶集團在國內銷售紅罐王老吉。之後，雙方又多次展約，王老吉商標租期被延長到2020年。但是，由於廣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長李益民多次收受了香港鴻道集團董事長陳鴻道的賄賂，商標使用許可的效力受到廣藥質疑。根據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最終裁決，廣藥集團與鴻道集團簽訂的關於「王老吉」商標的使用許可合同無效，鴻道集團被裁定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標。在沉寂幾天後，道鴻集團不服裁決，向北京第一中院提起上訴。
廣州藥業和加多寶的王老吉品牌之爭是一個頗具爭議、切入點也很多的話題，由商業賄賂導致的國企和私企間契約有效性質疑，引出了品牌價值的創造和分配中的程序和實質正義考量，再到商業資本間爾虞我詐的滲透和較量。不過，紛爭背後，最值得思考的是在歷史的塵埃之下的法律與正義。
歷史縮影
一個小小橘紅色罐子，靜靜的折射出了中國100年來跌宕起伏的時代大潮。
王老吉的故事靜靜展示著這耐人尋味的歷史。在最初的最初，王老吉，的確是個民族品牌。在距今接近200年的清朝道光年間，廣東鶴山人王澤邦開辦「王老吉藥廠」生產涼茶。此後，王家自是生意興隆、枝繁葉茂。1949年，王家分為兩支，一支傳人將涼茶店開到了香港、澳門，並將王老吉「橘紅底杭線葫蘆」的商標註冊，另一支則留在大陸，等待冥冥不可知的命運裁決。
熬過了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後，在急於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大背景下，1955年，私有企業全面進行公私合營。就在這一年的11月，整風運動拉開序幕，反右運動已在歷史的不遠處靜靜的等待獵物。
在公私合營中，王老吉等八間歷史悠久的私營中藥廠合並，王老吉藥廠更名為「王老吉聯合制藥廠」。文革期間，由於「不能為資本家樹碑立傳」、「王老吉也是臭老九」，1968年，王老吉聯合制藥廠改名為廣州中藥九廠，「王老吉涼茶」也改名為「廣東涼茶」。直到1982年，中藥九廠改名廣州羊城藥廠，1992年轉制為國有股份，改名羊城藥業。之後，羊城藥業作為控股公司和其他幾家制藥企業並為廣州藥業，後者相繼在香港、上海上市。2004年3月，羊城藥業更名，重新打出王老吉的字號。王老吉字號和品牌的重煥生機，這既顯示了民族智慧在巨大摧殘之下的頑強生命力，同時，雕欄猶在而朱顏已改的物是人非，卻顯示出民族資本在歷史變遷中的滄桑與悲哀——此時的王老吉已與王家在大陸一支的後人毫無瓜葛了。
缺乏法制的堤壩，時代激流肆意的沖刷個人，一個小小的民族品牌也沉浮無依。公私合營的依據是政策而不是法律，這在事實上違背了1954年憲法中「國家依法保護資本家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它資本所有權」的條款。公私合營後，對私股持有人支付年息5%的定息，不但低於盈利，也低於銀行存款利息。1966年，文革開始，「王老吉們」從「改造對象」變為了「專政對象」，性命尚且不保，更何況定息，就在這一年九月，定息停止支付。定息總共支付了十年，相當於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經任何合法手續，公私合營企業全部變成了國營企業。文革結束後，國家給原工商業者落實政策，但政策仍規定定息截至到1966年9月為止。1983年2月，中央統戰部和商業部聯合發文規定：公私合營資產已屬國家所有，不應退還本人。換做時下概念，就如同一夜之間股民股票歸公，房奴房產歸公。違憲的政策構成了廣藥集團擁有王老吉藥廠實體資產的全部依據。
商譽歸屬
即使資產已隨風而逝，但歷久彌新的商譽的歸屬仍然模糊。
1956年的《中共中央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的決議》指出：「對於資產階級私有的生產資料，不是採取沒收的政策，而是採取贖買的政策。」由此可見，贖買的對象是生產資料。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家因占有生產資料而剝削，生產資料是勞動者進行生產時所需要使用的資源或工具，是進行物質生產所必備的物質條件，一般包括土地、廠房、機器設備、工具、原料等。字號、品牌、商標是非物質性的，是建立在知識產權和稀缺性前提上的西方經濟學中概念，它們不參與生產過程，不創造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價值，不參與剝削，不是生產資料，也就合乎邏輯的不在公私合營範圍之內。就如自己家裡寵物的名字，或者自己書房的名字一樣，是一個純粹的私人品。奪取字號和商標的行為只是一種順手牽羊，和其理論基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相抵觸。
1956的《國務院關於私營企業實行公私合營的時候對財產清理估計幾項主要問題的規定》，目的是為了指導計算定息，該規定涉及到了機器、房屋、礦藏、成品、原料、公積金等，通篇並無提及非物質的虛擬事物。定息不涵蓋虛擬的字號和商標，這既符合馬列主義的經濟觀，也符合當時人們的認識。定息的涵蓋範圍和憑據，也成為日後相關物品、資產產權歸屬糾紛的判定依據。
在周素清和大連中藥廠的房產糾紛中，定息就起到了最終的判斷作用。該案從1985年到1992年，歷時10年，輾轉經大連西崗區房地產仲裁委員會、市房地產仲裁委員會，大連西崗區法院、大連中院，大連市房地產管理局、大連房地產仲裁委員會、再回到西崗區人民法院、上訴至大連中院、遼寧高院。最後，遼寧高院終審認為：1956年公私合營時，房屋已作價入股，私房代表人領取了股息，因此，確認36號房屋屬國家所有。
雖然中國不是判例法國家，遼寧高院的判決仍可參考。顯然，根據當年政策，商標不會在定息範圍之內，廣藥並無相關憑據證明其為沉澱了王家兩百年汗水和商譽的王老吉這三個字付出過定息。那麼，廣藥集團甚至都不能從過去的錯誤政策從尋求到依據，它所憑借的僅僅是註冊了商標。但是，這個依據並不牢靠。
一則看似荒唐的判決某種程度上支持了後代對商標的所有權。在南京「蔣有記」後人和「蔣有記」現在的經營者南京夫子廟飲食有限公司的商標之爭中，雙方於2004年5月17日同時向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申請註冊，爭執三年之後，難以定奪的國家商標局建議抽簽決定商標歸屬。不過，這個對歸屬權看似荒唐的判斷辦法，卻好過承認順手牽羊的合法性，好過僅以註冊商標為準。
另一則案例也支持了血緣的繼承權利，承認註冊字號的行為並不能對字號的血統繼承者產生排他性權利。原告李學雄，是老字號「李禧記」的後人之一，在1989年即登記註冊了「李禧記」的字號。當同為後人的李文輝、李文源也使用相同字號後，李學雄把他們告上法庭，要求他們停止使用該字號。廣東高院認為「李禧記」這一老字號並非原告所創立，是李禧本人創造及其族人幾十年來繼承發揚、擴大和改進創新的結果。這一知名字號及其商譽的形成也不是基於原告的登記而建立，該字號凝聚的無形資產不能完全由原告所獨占。
廣東高院還指出：設立知識產權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公民法人的智力勞動成果，禁止無償占有。如果他人通過註冊登記就輕而易舉地獲得獨占權，合法地、無償地占有在先使用人的利益，這無異於支持和鼓勵巧取豪奪、不勞而獲的行為，這和民法中最基本的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平原則是相違背的。因此，原告享有的字號權不能對抗被告對該字號的在先使用權，其字號不應為其中任何一家所獨占，應由後人繼承、共享和發展。
由此可知，即使在中國的法律下，註冊字號的行為並不能成為唯一的合法持有的依據，並不能對後人產生排他性權利。雖然字號和商標有所不同，但同為知識產權，廣東高院的判決有著非常強的借鑒意義。廣藥雖是國企，但也仍是平等的民事主體，因此，不能僅僅因為註冊了王老吉的字號和商標就擁有了對王老吉大陸一支的後人的排他性權利。
不過，上海吳良材商標的糾紛，法院給出了相反的判斷。吳良材眼鏡公司創始於清朝康熙五十八年(即1719年)，其前身為「澄明齋珠寶玉器號」，1806年傳到吳良材手裡後，改為「吳良材眼鏡號」。公私合營後，經過多次變革，成為上海三聯集團的下屬公司。2001年3月，吳家後人開設了「吳縣市上海吳良材眼鏡有限公司靜安分公司」，三聯吳良材眼鏡公司以侵犯其「吳良材」商標專用權為由，向工商投訴，致使吳家後人的眼鏡店被迫關門。吳家後人則向法院起訴，要求三聯公司停止侵權，賠禮道歉。上海中院認為：「吳良材」三個字具有雙重屬性，既是個體的姓名，又是企業的字號，已成為企業名稱的一部分，附屬於企業，企業對其享有企業名稱權。除非轉讓雙方對此有特別的約定外，企業名稱權隨著企業整體的轉讓而轉讓。原告不能證明公私合營時，吳家對「吳良材」字號作了保留，故判決原告敗訴。
該判決的錯誤在於認為公私合營是指資本家把企業整體轉讓給國家。實際上，由前述可知，資本家僅轉讓、上繳、捐獻生產資料。在此前提下，根據贖買政策以及定息在整個公私合營以及相關案例中的作用(如遼寧高院的判決)，應是三聯公司提供給付定息中涵蓋字號的證據，而不是反過來要吳家後人提供。
除了法律本身的使用外，判決背後的法理意義則更為重要。上海高院如把字號等非物質性的私人之物視為企業本身的一部分資產，這就等同於認可字號、商標、商譽、進而在邏輯上也必然認同企業家才能，這就為剩餘價值提出了不同的來源，也就直接和公私合營的理論依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相抵觸。於是，一個荒謬的結果就出現了：搶奪時援引政治經濟學，保衛時援引西方經濟學，當年逼迫王老吉們、吳良材們的人，現在卻可用其字號發財。
綜上，合憲性、公私合營政策的範圍、馬克思主義角度商標的非資產性，都強烈提示著這樣一種法治下的可能：註冊商標和公私合營都非完善的依據，廣藥集團從未合法的擁有過王老吉品牌。如果說從1956-1997年間，羊城制藥廠在運營期間對品牌有增值作用，並以此作為擁有品牌的理由，那麼這個理由對加多寶同樣存在，且更為有力，畢竟，是加多寶讓王老吉眾人皆知。
民企命運
也許，在前進的路上，阻擋人們遠眺的歷史塵埃終究會被拂去。
王老吉之爭牽出的歷史塵埃下的這些法律和倫理的遺留問題，雖蒙塵已久卻暗藏著遠超王老吉的經濟和社會意義，並具現實力量，會造成一系列具體的和抽象的，潛在的和顯現的社會經濟後果。
首先，如果王家大陸一脈的後人現在申請註冊王老吉商標，根據前述政策、法理及相關案例，在今天中國法治不斷進步，社會各方均有以法律為底線的共識，並警惕文革的當今，這並非不可能完成之任務。
其次，由於私人股份轉為國有股份的法律程序並未完成，由私企轉變而來的國企在轉制、拍賣、破產中就會存在法律漏洞和風險。這種風險對於王老吉也同樣存在，即使在國內可高枕無憂，若出口歐美市場，則有很大的潛在風險。從這個角度引申開去，現在所有自誇為百年老號的大陸國企，均有嚴重的合法性問題。實際上，廣藥已遭遇這個困境。目前，第五代傳人王健儀為代表的王家海外一脈經營著香港王老吉，盡管規模不大，卻手握著更加重要的資源——包括中國香港及海外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日本、澳洲、法國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註冊的「王老吉」商標。雖廣藥在大陸理所當然的認為王老吉是自己的商標，但早在2002年，廣藥就和香港王老吉達成協議，租借其海外商標使用權。不過，廣藥對知識產權的尊重僅僅出現在海外，並不涉及當年留在大陸的一支，
再次，由於奪取商標時的非正義性和非法性，王老吉商標之爭牽出的秘方之爭，也許將創造出一個還歷史公道的機會！從純商業角度和人性角度，王老吉分作兩支，一邊是正常傳播的枝繁葉茂，一支是高壓下迫於無奈的交出秘方，哪個秘方會更真實不言而喻。既然在合作社成立前夕，農民在自己桃樹歸公前砍樹賣材，耕牛歸公前會殺牛吃肉，當年企業家的堅韌和智慧為什麼不會保護先輩留下的秘方呢？在秘方的真偽上，廣藥毫無話語能力，而王家在大陸一脈的後人則對於秘方之爭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他們可以宣佈當年上交的配方為偽，合法地阻擊廣藥，逼出雖已遲到、但卻真實的贖買，還自己一個公道。過去的不合法的政府行為，中國的法制進步，都使得他們這樣做不但具有完全的合法性，甚至還具備一定程度上的道德高度。哪怕萬分之一，價值千億的王老吉商標，終究和王家人積澱的百年商譽有著絲絲聯系。
最後，廣藥之爭從某個角度體現了建國以來遺留的法律問題在現實經濟中的反映。文革不再來已成奢談，文革從未離我們而去，廣藥集團對加多寶的強勢，和多年前公私合營時的強勢如出一轍，前一次是豪奪，後一次是巧取，其背後都是不受法律約束的權力。更糟糕(抑或也可說是進步)的是前一次是原教旨的意識形態，而後一次是純粹的逐利。在現實環境下，國企的品牌很難說被全民擁有，實質上成為少數人的牟利工具。這錶面上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搶奪和暴政，實質上卻變為了少數人對多數人的搶奪和暴政。今日的武漢東星、湖南太子奶，以及遍及神州的強拆不都是出於這個相同的原因麼？
最近一條媒體報道的新聞稱，超過200年歷史的長壽企業，德國有837家，荷蘭有222家，法國有196家。而在中國，六必居、張小泉、陳李濟、同仁堂、王老吉，是中國僅存的超過150年歷史老店，民族資本在時代大潮中的命運可見一斑。
現在民營企業已成為國民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私有財產的保護條款也寫入憲法，向1954年憲法回歸。但如果我們不能站在面向未來的高度上，理性的否定過去，就歷史上國家對公民的傷害做出賠償，過去的包袱會一直影響現在和將來，良好的產權保護就始終是空談。沒有良好的產權保護，企業家就會對長期前景缺乏信心，僅以短期行為謀利，虛擬經濟泡沫、實體經濟虛弱、移民潮就會發生。
最近，國資委、鐵道部等多個部委相繼出台政策，鼓勵民資進入相關領域，避免新一輪保增長過程中政府投資對民資的擠出。這些政策強調平等保護民資合法權益，既顯示出當前民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顯示出民資在眾多領域面臨的「玻璃門、彈簧門」的困境。正如當年用政策、行政的力量去沒收資本，而今用行政和政策的力量去鼓勵資本，真正令資本畏懼的正是不受法律制約的行政力量的翻雲覆雨。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是否把王老吉們後人的合法權益納入法治體系而非行政決定，就如商鞅為取信於天下所立之木，不但彰顯著國家對過去歷史中那些蒙塵的私人產權的回應，也預示著我們將要選擇的道路，這最終將決定我們的繁榮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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