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人、愛國權和正能量

在中國生活了近十個年頭的韓國學者金宰賢，是一個相當溫和的人，他把自己對中國的觀察文字集結出版，名為《中國，我能對你說不嗎？》。一些未讀也不屑於讀書的激進分子，迅疾發出了義和團式的怒吼：韓國棒子滾回去！我們這兒不好，你為何還賴著不走？

他試圖充當中韓民眾之間的溝通者，低調，和善，他的建議及批評，顧及中國人的感受，內心裡希望中國變得更好。但當他描述中國人不守規矩、不認錯、不誠實、無創造性時，當他羞澀地說出自己的心願：「希望有一天能安安靜靜過馬路」，「有一天我的常識與我在中國接觸的人的常識是一致的」時，他就徹底得罪了某些中國人。

中國有這樣一群人，他們被灌輸了一整套國家和個人關系的絕對觀念——祖國拜物教：國家就是祖國，政府和國家不可分割，實為一體。他們幾乎發自肺腑地熱愛這個概念中國，以為沒有國家就沒有自己的一切，而且這個被視為祖國的玩意兒，可以對自己行使生殺予奪的權力，在這個神聖的玩意兒面前，他們自甘卑賤，誰反對這個既定的神祗，誰就是他們的敵人。

他們自以為有這個殼自己才成為有尊嚴的人，他們以為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衛這個庇護自己的龜殼，盡管他們從不明白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他們無條件交出了自己的選舉權，不想爭取自己的被選舉權。他們錶面上很願意盡一個國民的義務，卻不知道公民為何物。他們無力影響其中的決策，無從認知決定自己命運和生活的人的真面目。他們平時在社會里相互傷害，一旦有人詆毀國家和政府，瞬間即可結成一體，向敵人投擲語言匕首和語言炸彈。在他們眼裡，政府所作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政府具有超常的人格力量，詆毀他甚於詆毀自己的父母。

他們作為一個集體而活著，他們虛擬了一個精神共同體，因為祖國而抱成一團。

祖國的忌諱就是他們的忌諱，祖國給予的知識是唯一可信的，凡與此不符的，便是異端邪說。

祖國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敵人，他們可以不瞭解任何敵人的情況，就迸發出刻骨仇恨。他們瞭解的世界地圖是：自己的祖國永遠是對的，而且在地球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作為這個概念下的蛋，具有其他民族和國家的人所不具有的幸福和榮耀感——「我為我是中國人而驕傲」，「我為我的祖國而驕傲」，至於充滿卑微和恭順的忠心句子「祖國因我而驕傲」，只是成功人士才有資格說出的話語。

不言而喻，一個批評自己「祖國」的人，將會非常孤獨，而且常常被人視為叛徒。比如你說中國人什麼不好，立馬就是一句有力的詰問：你不是中國人嗎？

這是你的「祖國」，他的榮耀被你分享，他的屈辱也得由你分擔。你不能拒絕這樣一個常識。「祖國」是送給你的終身禮物，你沒有一丁點輕慢的權力。

中國人不喜歡直接的批評，哪怕是善意的批評，最好出自自己的朋友之口，這是常識。



當他們不能認可你的動機時，你就註定成為公敵。所以，當一個人覺得自己不大可能被接納時，最好緘默不語。否則，你的充滿愛意的批評，將招致無法估量的後果。

你沒有聽見體育解說員異常智慧的說法嗎：他這個球踢得不是太好，他踢出場地了。在這個句型里，隱含中國式批評的所有秘密：保全別人的面子，用最委婉的修辭，掩飾一個壞的事實，但絕不直接批評你。避免直接交火，這是中國人際關系的核心。凡是可能發生直接交鋒的，一律放在事後和背後。

直接批評適用於一種關系：上下級。上對下，是最理直氣壯的關系，可以做河東獅子吼，可以剖心剜肝，而被批評對象無一絲反抗能力。在官場，你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官員身邊的人無不戰戰兢兢，在錶面的和諧氣氛里，隱含著無比的小心和戒備。

還有一些關系，可以充分表達直截了當的批評：比如教師對學生，醫生對病人，警察對公民，官吏對國民。

在常州，朋友帶我參觀刺繡館，本應往上的電梯顯示朝下，電梯打開時，裡面只有一位老太婆和一孩子，朋友說了句：小朋友摁按鈕了吧？老太婆立即叫起來：沒有！他的數學考一百分，怎麼可能乾那樣的事情呢？我的孫子最聰明瞭，你們不能冤枉人！

在北京，一位五十歲男出租司機在車上抽煙，當我抑鬱質問時，他雷霆大作：你不能對我這樣說話！你應該請我掐滅煙。我拉了一天活了，抽支煙有什麼問題嗎？

剛上京滬高鐵，發現座位上塞滿包裹，我問：誰把東西放我座位上了？旁邊那位年輕女士無一絲愧疚，而是生氣地拿走自己的包，把背對著我。

當一個游手好閑的親戚發短信要錢時，我回信說：你應該學會自己養活自己！得到的回答是：你沒資格教我如何生活！我雖貧窮但不卑微！

我當面對人說不的勇氣日漸萎縮。在地鐵上，一個輕佻的女孩在打鬧中失去重心，猛地撞到我身上，「喂，乾什麼？」剛喊出聲，便得到對方一個大大的白眼：喊什麼？不就撞了一下嗎？當我盯著一個發出吐痰音的人時，對方是不屑地回應：直挺挺把濁物吐在前方。當我盯著一個站在身邊抽煙的人時，人家照樣是猛吸一口，吐出更裊裊的煙圈。

有一報紙編輯告訴我，該報文化把頭說：老愚的書不能向讀者推薦，因他骨子裡不愛我們國家和政府，他的書是有毒的。編輯約人寫好的評論《在和風中假寐》的文章，就這樣流產了。我的敵人正是這些「愛國賊」，他們壟斷了愛國權——我們只能照他們要求的方式去愛國，才能被認可，但問題是，我永遠不會那樣去做。

當善良的韓國人委婉勸告中國人學好時，舉國上下發掘「正能量」的大躍進運動已經徐徐展開，遵從善良本能做事的一些人，被變戲法似地包裝成符合官方道德的英雄，那麼多良善的人被拔高成神，試圖拯救陷入無道德深淵的中國人，真是難為他們了。一個人造英雄輩出的時代又將來臨。我隱隱感到恐懼：一個需要英雄的國家一定是畸形的，當上層的腐爛須下層不斷的犧牲遮掩時，這一定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義和團的氣味越來越濃了，從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們把持的黨報到狂躁不安的民間「愛國義士」，他們不斷製造話題，挑起事端，兜售一種無底線的生存法則，專講歪理。有幾個標榜處處為中國前途著想的詭辯文人，旁敲側擊，穿針引線，企圖把揭露中國真問題的人和媒體置於死地。政治狂人薄熙來被廢黜之後，本追隨重慶模式的興風作浪之輩未見收斂，反而愈發肆無忌憚，大有風雨欲來風滿樓之勢。但他們心裡相當清楚，這番政治押寶，勝算的比率並沒有多高。

在這樣的時刻，韓國人金宰賢真率的直言顯然不合時宜。

誰也不能對中國說不，除非你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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